證監會主席在德國柏林發表演說

證監會主席沈聯濤於2003年6月17日在柏林舉行的德國經濟局全國會議（German Economic Council National Conference）中發表演說。

沈氏在其題為"亞洲：帶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的演說中，討論亞洲在維持市場增長方面所遇到的主要困難，當中涉及4個因素，分別是人口結構、企業管治、制度和環境。現附上該演說的摘要。

沈氏亦在會議中邀請與會者到訪香港。

沈氏說："沙士疫症（嚴重急性呼吸道症狀）一事再次顯示出香港具備世界級的醫療設備。縱使香港只是有700萬人口的城市，她亦對世界各國承擔著責任。在1997年，香港爆發禽流感，當時全港屠宰了300萬雞隻，以免禽流感病毒向其他地區擴散。毫無疑問，這次沙士疫症對我們構成重大打擊，但香港將會一如以往重新抖擻上路。我誠意邀請各位蒞臨香港，親眼看看亞洲的真正心臟樞紐如何活潑地躍動。"

沈氏又說："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和主要服務樞紐，同時兼備世界級的法律、會計和服務界專才。因此，在亞洲金融市場（尤其是中國內地市場）與全球資本和金融市場融合的過程中，她一向舉足輕重。香港能夠提供世界級的市場和服務基礎設施，以協助中國與全球市場接軌，而歐洲作為亞洲最主要的投資及貿易夥伴之一，在這個整合過程中亦擔當著重要角色。就此，香港樂意與大家建立重要的夥伴關係。"

完

備註：

德國經濟局是德國的獨立組織。該局今年的周年會議約有1,500人出席。

亞洲人口佔全世界人口的55%，佔全球出口量的四分之一，國內生產總值則稍稍超出全球生產總值的五分之一。 這個21世紀的真正奇蹟與科技無關，而是關乎世界上接近五分之二的人口，即印度和中國，正緩慢而穩定地擺脫貧窮，並且在世界事務上取得其應有的席位。

從歷史角度來看，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但在17至18世紀期間，這個經濟上的領導地位轉移至西方的歐洲。目前，亞洲仍然在努力追回失地。導致這個滯後情況，部分是因掌管市場的官僚的自滿心態所致。另一個原因是亞洲未能追上歐洲為維持有效率的市場而在私人和公共企業管治的主要範疇和制度架構方面所作出的革新。歐洲市場透過國家層面的競爭、重商主義者對貿易的專注、對外擴展及投資於科技而逐步成長。相比起來，亞洲則顯得萎縮內向和安於現狀。

亞洲近乎奇蹟的增長首先由日本帶動，而日本亦追隨歐洲的重商主義、開放貿易、投資和科技發展的足跡。然而，日本不平衡的雙元模式，即在製造業層面全面開放，但在服務業和農業方面卻採取半封閉的模式，在經濟泡沫爆破後埋下經濟問題的種子。事實上，亞洲所創造的奇蹟有賴其擁有年青的及數目日增的勞動人口，而市場的增長亦得到眾多精英分子的致力推動。這群精英在這個世界貿易自由化和開放外國直接投資的世代中，矢志維持政治穩定。然而，亞洲金融危機亦顯示出，亞洲在面對全球化而作出的調整中，遇到種種的結構性問題。

四個基本因素，即人口結構、企業管治、制度和環境，是當代英美經濟分析中的給定假設。這些因素亦是亞洲在維持其增長時所面對的主要挑戰（在某程度上，歐洲亦同樣面對這些挑戰）。

關於經濟增長的人口結構

雖然中國目前受惠於其年青及數目日增的勞動人口，但她亦擁有龐大的高齡人口，這點對中國的醫療、社會保障和退休養老制度構成沉重負擔。這個現象已經在日本和歐洲浮現出來。亞洲區的儲蓄比率普遍較高，資金則來自較為年輕的人口，並且主要流向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和新興〔但增長中的〕資本市場。亞洲在全球化發展和與國際準則接軌的事宜上，透過大量的不良貸款和極高的股市市盈率反映出過渡性金融體系中欠缺效率之處。因此，亞洲金融體系在保障家庭儲蓄的長遠實質價值上面對重大困難。他們有機會可以利用其人口結構的特徵所帶來的高儲蓄／高增長期間，以解決效率欠佳之處。否則，一旦人口老化，退休儲蓄積累成巨額公共債務時〔例如日本的情況〕，只會把這項負擔推延至其後代，或要向數目日減的勞動生產人口徵稅。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將要視乎企業和公營部門的管治素質。

公營及私營層面的管治

經濟增長不能在政治不穩定的情況下發生。因此，公營及私營層面的管治在經濟增長方面佔據著核心位置。

為了追上世界其他地方的發展，亞洲的新興市場，包括中國在內，都要應付來自兩方面的管治改革挑戰。首先，如何使公營部門在最少貪汚瀆職及避免苛徵濫稅的情況下，以有效率的方式提供公共設施和服務。第二，如何培養出一種積極正面的企業管治文化，使私人企業不會從事有損投資者利益的尋租活動？事實上，這個兩難局面涉及如何在公營及私營層面的管治方面謀取平衡，一方面釋放私營部門的能量，使其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而另一方面則確保公營部門以合理的成本提供有效的社會基礎設施（例如教育、醫療保健及保安）及監管服務。在2000年，中國在歷史上首次以憲法形式保障私有產權，而這件具歷史意義的事件，標誌著中國認同有需要以私營部門來推動其國內增長。

發展市場制度性基礎設施

第三個阻礙亞洲新興國家邁向市場經濟發展的因素，是如何制訂和發展會計、法律、司法、監管和制度性的基礎設施，使其符合公認的國際準則，從而配合有效率的市場經濟。

日本的經驗顯示出由銀行主導的金融制度過渡至全面平衡的資本市場時，需要有關方面瞭解到金融制度是一個需要在整個人口結構周期中保障投資者的產權的制度。舉例來說，這要求公司及政府全面認識到有必要計入和顧及到其僱員的退休養老負擔。

因此，每個受人口老化問題困擾的經濟體，都必須審慎地從金融及財政的角度來處理如何建立本身的資本市場和退休基金的問題，從而在勞動人口步入退休期時，維護其退休養老金的實質價值。

改變中的環境

鑑於我們現有天然資源所限，人類是不可能追求無止境的增長。全球暖化現象、污染惡化、人口擠迫及近期的沙士疫症都顯示出我們不能夠只著眼於增長而無視環境成本。亞洲人口眾多但耕地有限。沙士疫症已迫使亞洲各國政府仔細思考何謂可持續的增長。

然而，沙士疫症與恐怖主義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本土風險有著其全球本質。它提醒我們沒有任何一個經濟體是孤島──我們可以說都是近鄰，並且都涉及對方的福祉。因此，全球化的其中一個關鍵性目標，就是全球的得益必須與本土得益並行不悖。這必須是個雙贏局面。

那些改革得最快的將會脫穎而出及繼續繁榮下去。要說服互相爭逐的利益團體作出改變，從而符合國家及本身的利益，需要超卓的領導才能和高瞻遠矚的視野。在這方面而言，亞洲與歐洲都面對著相同的課題。


香港

（上述演說中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一定代表證監會的立場。）

完